加拿大的水硕毕业后，在家对面的华人公司打工了一年多。身边的朋友好奇我是如何坚持下来的，但我觉得比起华人公司，国内上班才是真的苦！于是我就想分享一下毕业十年来的打工经历，以儆效尤（乱用）。

2020 - 2022

嘉兴

经过不懈的努力，我成功跳槽到了某五百强企业旗下的地产公司任职财务经理。面试过程也很顺利，这是唯一一个没问我婚育情况及计划的公司。记得我妹有段时间跳槽，甚至被要求入职后要签署三年不生育的保证书。只能说中国生育率断崖下跌也是活该吧。

刚入职的时候一切感觉都很好，同事友善没什么心眼，领导也是个人。但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走低，我的工作也渐渐困难了起来。

当年房地产企业流行一个模式，叫做“跟投”。就是城市公司想向总部争取资源去投资项目的时候，得交投名状。换言之也就是如果拿到这个项目，项目的各条线负责人得往项目里投钱，与公司共担风险和收益。地产老板们觉得这样能让员工们更加认真负责地去提高利润吧（注意！不是盖好房子而是提高利润）。

我负责的项目行情一路走低，我每隔一两周就要做项目十年盈利预测跟总部汇报，但我们都知道这些数字都是假的，我的所有模型都是在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数字上做分析，俗称屎上雕花。面对这样一个每天走低的项目，真金白银大笔投入的领导们都很焦虑。因为这种焦虑，我就经常在夜里或是周末接到电话，让我去给模型“雕花”，好向总部解释：“请相信俺们！再给点钱吧！”。

此外，项目的融资也变得更难了。在国进民退的大背景下，民企融资的利率和难度都是国企的两倍以上。有次领导甚至让我打扮得好一点去找银行喝酒。我非常愤怒，他却说：“这又没什么，大家都这样”。我就问他会不会让自己的女儿也“这样”的时候，他大发雷霆。同事说，很久以后跟领导聚餐他还说起这事：“xxx怎么能这样说我呢！我又没什么坏心眼。”

但是，大环境和国家的政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我们的项目还是一天天地凉了…

总部觉得这个领导班子不行，把我们城市公司直接取缔了。领导们各有各的去处，草民们则要自寻出路。公司甚至不想花钱开人，便想打着异地调岗的由头逼人自己提出离职。又是一番腥风血雨，具体的经历我之前写在了正能量小故事里。

刚失业那会我还觉得有点丢脸，为什么是我被裁，不是别人，是不是我不够好。后来悟了。Shit happens. 只是公司经营不下去了，不是我作为一个人被否定了。

上海

我就这样又开始新一轮的找工作了。这次我凭借自己的一番努力甚至加入了一家都说福利好、工作轻松的老牌国企。要知道，但凡有个正常点的男性应聘，国企也不会招咱女的啊。记得大四那年，系里组团去全市最大的国企面试，笔试过后，留下的就只剩男的了。谁说笔试是为了考核专业知识呢？

总之，能在地产行业下行的时候进入这样一家公司，我非常珍惜自己的工作。但我入职没几天就感觉到了不对。财务部有两个领导，男的财务总和女的财务副总，他们经常在办公室大吵，但是又在同一间小办公室午睡（此处诸君可以自己展开）。我对面的会计经常被男女混合双打，甚至他领证结婚那天，因为晚上十点多没回复女领导微信，被群里批评事不过三再有此事直接开除。

我是一个非常有同理心的人，他人的不幸遭遇只会让我代入。而且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，所以我只能伏低做小，甚至不时跟职场上比我成熟的学妹请教如何更好地做一个打工人。但是领导要骂你，总能找到骂你的由头。

我因为转正PPT做得不够好看被延迟转正；因为午餐打饭要双手端餐盘几分钟没看微信被连发一串问号；甚至部门里还组织过务虚会，就是我、出纳阿姨和会计同事三个人彼此互相批评和自我批评。阿姨一开始不知道领导意图，让点评我的时候说了几句年轻人学东西快，被立即打断，只能说缺点。这可能是我人生中经历过最窒息的一场会了吧。

那段时间，我的心理状态极度糟糕，每天都如履薄冰。因为我知道，哪怕是再微小的失误，都会招来劈头盖脸的痛骂。而我对这份工作的过度珍视，反而成了加重焦虑的枷锁。我天真地以为可以勉强自己，伪装成一个情绪稳定的“成熟职场人”，但恰恰是这种自我压抑，对我的心理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摧残。事后回想，如果我还能像前几年那样，做个一言不合就跟领导“对轰”的刺头，受到的内伤或许反倒不会这么深。

读《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》，书里说：有的人抵抗焦虑的方式就是愤怒。愤怒的人从不觉得内疚，因为他们总是在怪罪别人；他们自卫的方式，是把内在的恐惧投射到外界，通过向别人宣泄怒火来掩饰自己的无能为力。我遇到的那两位领导，简直就是这段话的完美写照。但同时，这段话也在很大程度上抚慰了我，让我真切地明白：我所承受的种种不适与难受，根本不是我的问题，我只是被当成了他们情绪的垃圾桶。这就好比一旦你知道了魔鬼的名字，它的魔力就被大幅削弱了。 （那时候会去主动读这本书也是一种自救吧）

2022年3月，上海许多区域开始封控。我们带着电脑被迫居家办公，而早早逃回老家的男领导，还不忘在群里提醒我们要“感恩公司照常发工资”。没想到，居家办公竟成了另一重更深的摧残。因为领导们知道我们除了家里无处可退，更因为他们有太多的焦虑需要找人释放，导致我们连去个厕所都要提心吊胆，生怕错过群里的@。记得有次晚上十点，他们突然在群里通知开会，当时我刚好在洗澡没看见。等出来时，才发现同事私下已经给我发了无数条消息，说领导正在大发雷霆。

工作上的动辄得咎，加上封控期间发生的种种魔幻现实，让我的精神状态几近崩溃。那时候，我时不时会想起那个跳楼自杀的武汉研究生陶崇园——当一个人真的无法战胜某些庞大且畸形的东西时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选择逃跑？

故事的结局就是，毫无海外生活经验的我和丈夫，下定决心跑路。我们就这样一起离开了。